中国网特约评论员 郭晓兵

日前，特朗普政府以芬太尼为名再度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使其在执政短短40天内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幅度超越了其第一任期4年的增幅。

3月4日，中国商务部出台系列反制措施，其中一项是将15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这是今年以来，中国第二次运用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对美国作出反制，也是继2月4日中国对钨、碲、铋、钼、铟等实施出口管制之后，再度以出口管制回应美国加征关税的霸凌行径。

中国越来越积极主动地运用出口管制捍卫国家安全和利益，实际上也是“在斗争中学会斗争”。自2018年美国出台《出口管制改革法》以来，长期作为国际安全合作重要领域的出口管制，就开始严重变异。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美国出口管制的主要目标从反恐防扩散转向了大国竞争。“9•11”事件之后，美国曾认为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对其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但是从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开始，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重心逐渐转向应对大国竞争，直到特朗普政府彻底完成国家安全战略转型，明确将中国作为主要对手，并用包括出口管制在内的各类手段遏压中国。拜登政府在出口管制问题上萧规曹随，甚至变本加厉，时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系统论述对华方针时，特别提出要采取“新的更有力的出口管制”措施，保护美国的技术优势。特朗普政府重新执政以来，紧锣密鼓酝酿进一步收紧对华出口管制。

二是美国出口管制重点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转向新兴关键技术。2018年以来，美国越来越强调对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的出口管制，而且实施出口管制的底层逻辑发生根本变化。拜登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说，之前，美国出口管制是为了维持“相对”优势，确保自己领先对手几代水平即可，而现在它要努力保持尽可能大的绝对优势。特朗普再度执政以来则考虑以“霰弹枪模式”取代“拼图模式”，更加全面地对华实施高科技封锁。

三是出口管制的手段更强调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协同。美国统筹协调出口管制与外资审查、情报反间、网络安全、人权保护等议题，依托“五眼联盟”、七国集团、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四方安全对话”、“出口管制与人权倡议”等小多边机制强化出口管制协作。美国战略界还热议如何复活经济冷战工具“巴统”，组建新的出口管制机制以服务对华竞争。

大变局提出了新挑战、新任务。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以来，中国主要奉行“拿来主义”，借鉴国际经验和做法来完善中国的出口管制立法、执法和司法制度的话，那么现在中国的出口管制工作必须基于对经济、贸易、金融、科技、外交情况客观、准确、系统地评估，找准发力点，丰富工具箱，将出口管制锻造成护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力工具。

中国的出口管制机制建设和运用近年来取得重要进步。202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成为出口管制领域的根本大法。2021年发布的《中国的出口管制》白皮书提出，国际出口管制应朝着公正、合理、非歧视的方向发展。2022年12月，中国在世贸组织（WTO）对美国对华芯片等出口管制措施提起诉讼。2023年8月，中国又对镓和锗实施出口管制，在反制外国制裁和歧视性出口管制方面取得良好效果。2024年12月，《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开始施行。

不过，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出口管制在理论构建、法治体系完善、人才教育培养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短板弱项，还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在出口管制领域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今年，对外经贸大学、重庆大学、深圳大学等高校将开始招收出口管制方向的专业硕士。这将有助于加强中国出口管制学科建设，有助于培养急需的出口管制人才，有助于服务国家现实斗争需要。（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编审：唐华 蒋新宇 张艳玲